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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从头收拾旧山河(散文)

来源:大连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诗情画意

驱车驶出邵阳市区十五公里,看见一栋依原样原制重新修缮的农家小舍,典型的湘西南民居风格。正中厅堂的门额上,悬挂着“蔡锷故居”的黑漆金字横匾,散发着金色的光泽,刺破迷蒙的雨雾。以土夯成以方砖砌边的阶基上,立着左右各两间房,全部为土墙、木窗,是极普通的农家所谓四个垛子的住宅。房间内赫然陈列着将军睡过的木床和启蒙读书的桌子。将军父亲打豆腐用过的匣子等器具、母亲纺线的古老纺车,还有石碓石臼、风雨灯、蓑衣、斗笠、木屐等日常用物。不难想象,将军的家境简朴和生活艰辛。屋前的土坪边,照例有一口小池塘。池塘过去便是一垄垄田土,屋后突兀着一个小山包,生长着茂密的树木、竹子。乍临的我,生怕唐突了将军幽远的童年时光,生怕惊扰了面这座孕育将军的襁褓血地和接纳将军出生的非常屋场。作为乡人,对将军别样的崇敬油然而生,仿若身前身后浓郁的雨雾在心原上舒展开来。

将军1882年12月18日(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)年出生,原名“艮寅”。据传将军母亲分娩前的一个晚上,梦见自己上山打柴,一只白虎从山坡松林中狂奔而出,她在山坡上被一棵松树绊倒。梦醒后,婴儿降生。王太夫人感到很奇怪,便将梦境讲给丈夫蔡正陵听。蔡正陵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,便取名艮寅,小名虎儿。后来将军取字“松坡”,也来源于这个“猛虎过松坡”的典故。使用蔡锷之名是在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,“锷”字取“砥砺锋锷,从头再来”之意。

邵阳自理学鼻祖周敦颐开设州学以来,读书风气日盛。其父三十三得子,望子成龙之心甚切,节衣缩食送将军读私塾。将军天性聪颖,是一颗读书“种子”。迁居洞口山门,将军白天下田帮助父母干活,晚上,他常常独自点着油灯读书到深夜。父亲担心蔡锷年龄小,长期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,于是限制他每天晚上点完一小碟油就必须睡觉。将军将灯芯拨得细细的,尽量少耗油,读书至深夜。那些年的微弱灯光见证了一个少年伏案苦读的身影和时光。

为求名师教导,1894年的一天,在父亲蔡正陵的带领下,将军从洞口县跋山涉水,一路风尘,回到了邵阳城,拜见了慕名已久的樊锥。面对远道而来的蔡锷父子,樊锥还是决意考考将军。其时学校旁边静立着一棵古柳树,分着两个硕大的树权,枝叶繁茂,绿荫蔽日,宛如一个巨大的绿衣架。樊锥以柳树为题,出了一幅上联:“千年柳树做衣架”。将军沉稳镇定,他抬头望了望远处的滔滔资江,灵机一动,立即脱口而出:“万里山河当澡盆”。樊锥见此少年文思敏捷,很是惊诧,心中暗暗称赞:“奇才!真是奇才!研读之深,见解之高,绝非一般幼童可比。”于是,樊锥当即向蔡正陵表示,愿意免费收蔡锷作学生。这一年,将军刚满十一岁。

这段求学生活,雷飙曾在《蔡松坡先生事略》中记载说:“适名士樊锥好奇士,识其非凡,携家教养,进步极速。”石建勋在《樊锥传略》中说:“蔡锷甫十一岁,君一见奇之,携而授之读,衣之食之,有所适,辄徒跣从,昕夕讲授不辍。未三载,蔡列县学弟子员,旋考入时务学堂,逮东游学成,十数年未尝不事君如父也。”《蔡松坡先生遗集》中也有记载:“光绪二十年蔡锷十二岁,从邑名士樊锥游,遂通周秦诸子之学,尤好读韩非子老子书。”

将军在樊锥家苦读两年后,樊锥让他参加了即将到来的生员考试,以检验蔡锷的学习效果。按照当时之规定,府试先得过县试。参加邵阳县试那天,蔡正陵放下手头上的活计,特意从洞口赶了过来陪考。将军刚满十二岁,个子长得比较瘦小。蔡正陵见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了,怕儿子挤不进去,便背着他走进了考场。考官感到很奇怪,便对蔡正陵说:“哪有背着小孩进考场应试的,你赶快将儿子放到外面去吧!”蔡正陵连忙指着蔡锷对考官说:“不是我参加考试,是我儿子参加考试”。考官更加吃惊,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蔡锷,随即出了一上联,命将军作答:“邵阳考生八十名,唯汝最小。”将军略一思索,很快对出了下联:“弟子三千众,数回领先。”考官一听,感到很满意,立即同意蔡锷参加考试。临到将军去领试卷时,因为放试卷的桌子很高,他只能踩在板凳上去拿,考官见此情景便对蔡锷说:“拿,拿,拿,拿上板凳。”蔡锷随口应对道:“跳,跳,跳,跳过龙门。”蔡锷果然顺利通过了县试,取得了参加府学考试的资格。

蔡锷顺利考上了秀才,同时考上的还有比蔡锷大两岁的石醉六,他后来成了蔡锷的挚友和亲家。蔡锷和石醉六等人受到了学政江标的亲切接见。师生相见甚欢,一番寒暄后,江标问将军:“邵阳先辈魏源,你们知道吗?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他接着问:“你们读过魏源的书吗?要多学习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,中国前途极危,不可埋头八股试贴,功名不必在科举”。

光绪二十三年由督学徐仁铸推荐,16岁考入资产阶级改良派南学会人倡办的长沙时务学堂,师从梁启超、谭嗣同,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,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。在同班40名学生中,唯将军年龄最小,每次考试成绩皆优,所作课卷在《湘报》发表,为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所器重,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甚深。其时,他积极参加学监谭嗣同、教习唐才常等组建的以“讲爱国之理、求救亡之法”为宗旨的南学会活动,经常在以“开风气、拓见闻”出名的《湘报》上宣传爱国救民思想。

光绪二十五年,因时务学堂停办,转到上海,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,将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。旋应老师梁启超之召,东渡日本,考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,研究政治、哲学,常以孟博、奋翮生为笔名,向梁启超主办的《清议报》投稿。后考入横滨华商之东亚商业学校,与刘百刚、吴禄贞创办“励志会”,经常在一块研究革命问题,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。这时,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,山河破碎,国力孱弱,帝国主义虎视鹰瞵,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怀着急迫的心情,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流血救民吾辈事,千秋肝胆自轮菌”,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秋,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展开,蔡锷与同学10余人回国,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“自立军”,准备在湘、鄂、赣、皖等省分几路起义,他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。因事泄失败,师友遇难,悲愤至极,重返日本横滨,决心投笔从戎,改名为“锷”。同年,他考入陆军成诚学校,生活以稿费自给。梁启超在横滨主办《新民丛报》,邀将军协助,将军以“奋翮生”、“击椎生”为笔名,积极撰稿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自费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,不久,补为官费生,曾参与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。将军思想活跃,成绩突出,其时他与蒋百里、张孝准三人,有“中国士官三杰”之誉称,开始以军事家的头角崭露于世。当时,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,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,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,帮助清廷革除弊政,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。在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发表了题为《军国民篇》的文章,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,认为中国之所以“国力孱弱,生气销沉”,主要由于教育落后,思想陈旧,体魄羸弱,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。若要改变上述弊病,必须实行“军国民主义”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将军上五万言书,请湖南巡抚行新政。回国后在上海应章士钊的邀请,参加华兴会外围组织—爱国协会。8月,江西巡抚夏时之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,后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。次年正月返湘,受应巡抚端方之聘,任新军教练处帮办,兼武备、兵目两学堂教官。在此期间,他常登岳麓山揽胜,题诗:“苍苍云树直参天,万水千山拜眼前,环顾中原谁是主,从容骑马上峰巅。”。

后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,将军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,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,带领雷飚、岳森等一同赴桂林就任。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,黄兴、谭人凤、邹永成等往来于湘、桂之间,将军竭力加以掩护。黄兴在桂林建同盟会分会,将军介绍学生中坚定者加入。

其时,将军壮志满怀,年轻英俊,脚穿长统靴,腰挎指挥刀,每天扬鞭跃马,威风凛凛,指挥练兵。他讲解精辟,技艺娴熟,要求严格,深受官兵敬佩,被赞誉为“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”。据李宗仁回忆:“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,可称文武双全。他骑马时,常常喜欢用皮鞭在马身边一扬,当马跑出数十米时,蔡氏始从马后飞身追上,双脚在地上一蹬,两手向前按着马臀,一纵上马。这昂首大马,已够威风,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是惊人。”

不久,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。当时,云南和全国一样,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,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。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,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。他们活动频繁,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。将军虽未参加同盟会,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,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,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。他向同盟会员保证:“一旦发生革命,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。”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秋,奉命赴河南参观秋操演习,担任中央评判官。事毕往北京,考察军事。次年春,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,将军任该校总办兼兵备处会办,后改任参议官。宣统元年(1909年)他奉命赴龙州接办讲武堂,任监督。在职时,创立武德会,秘密组织建国团。他在桂林训练新式军队,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,勘测了中越边境要塞。由于将军在广西极负时誉,又手握兵权,遂为咨议局所忌愤而离开广西。

宣统三年(1911年)初,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邀,蔡锷入滇供职,始编《曾胡治兵语录》。同年7月,经李经羲奏请朝廷,任命蔡锷为新军相当于旅长的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。10月1O日武昌起义爆发,将军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,蔡锷召集下级军官密议,准备发动昆明起义。在10月28日(辛亥年九月初七)召开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上,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。旋成立云南军政府,任都督。协商决定:10月30日(农历九月初九)夜,在昆明发动起义,史称“重九”起义,起义获得成功。次日中午,云南省城光复,各地传檄而定。

起义胜利后,蔡锷严令部队,分别占领军事要地,严守军纪,不得擅离职守,不得妄杀一人,不得取拿民众一物,实现民众安居。滇局已定,即于10月31日召集起义主要将领会议,商议组织新政权。11月1日云南军政府(一说是“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”)在昆明正式宣告成立,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。云南成为继湖南、陕西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三个省份,这对正在武汉进行艰苦卓绝保卫战的黄兴,是一个有力的声援,也是掀起全国革命形势新浪潮的一个有力推动。

1911年11月1日至1913年10月,将军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期间,以“澹泊明志,夙夜在公”为座右铭,自奉清廉,曾两次带头减薪,使“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”。重申“驱除靴虏,恢复中华,建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之纲领,革除陋政,整理财务,积极更新人事,裁减军队,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。

民国二年(1913年),袁世凯篡权后,控制了中央政府和许多省政权,唯有滇、黔不在其直接掌握之中。为控制滇、黔,袁世凯视蔡锷为眼中钉,1913年10月4日,将军被袁世凯调至北京,加以笼络与监视。袁世凯先后委任蔡锷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、全国经界局督办、大元帅率统办事处办事员、参政院参政、政治会议议员等虚职。将军明知于国无益,仍勉力为之,遂修订早年在广西起草的《军事计划》,整理编译中外经界图籍,写成《经界法规草案》、《中国历代经界纪要》和《全国经界纪要》等书,并自撰序言。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,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。他与蒋方震、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,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。其间,他不断上书袁世凯,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,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。然而,袁世凯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,反而倒行逆施,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。

袁世凯野心勃勃,对内实行独裁,下令解散国民党、解散国会,废除孙中山制定的《临时约法》。民国四(1915年)初,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,将军义愤填膺,在参政院发表长篇演说,力主拒绝,要求下定决心作战,并制定作战计划提交当局。袁世凯置若罔闻,于5月9日接受“二十一条”。蔡锷认定“袁氏叛逆,以致强邻生心,内乱潜滋”。8月下旬,袁世凯指使筹安会,鼓吹“君主较民主为优”,并紧锣密鼓进行复辟帝制活动,准备当皇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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